| 一个自发形成、汇聚各色人等的地下“煤倒”商圈，已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存在多年。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倒爷”们，不仅分成了三六九等，还组成了山西帮、广州帮、山东帮……
“现在企业用的商品煤售价是263.75元/吨，做成一个单便能纯赚十几万。”这是2006年春节前活动在北京大栅栏一带“煤倒”们的行话。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在北京大栅栏繁华商业区，近几年来自发形成了一个“煤倒”商圈，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倒爷”。据说，这些“煤倒”们中间不乏腰缠万贯、常常栖宿北京四五星级酒店的阔爷儿们，也有“上窜下跳”跑腿一年，只挣得几万元，甚至赔上本金的小人物。
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曾有如此描述：“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车炭，千余斤，……半匹红纱一丈绫……”
而《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大学毕业生王新以及范涛、陈钢等，则展现了现代“卖炭翁”的又一种生活状态。
北京大栅栏的“煤倒”商圈
2005年12月7日夜。山西小伙儿王新(化名)刚从北京大栅栏的“煤倒”商圈回到山西老家。
“这次在北京住了五天又新见了不少人，可惜一单也没谈成。”在北京大栅栏“煤倒商圈”晃了一年的王新显得有些沮丧。但一年多的“煤倒”经历的确让这个刚满24岁的年轻人老成了许多。面对《中国经济周刊》，王新开始述说其一年来浑浑噩噩的“煤倒”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王新跟“煤倒”结了缘。这缘，是从王新大学毕业后所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做煤炭销售的中介公司的王老板那儿续上的。
2005年1月5日傍晚，王老板告诉王新，山东有家电厂需要山西的电煤(专供电厂发电的煤炭)，每月2—3万吨。“争取把这笔单子做好，咱们就能从中间提取1%的中介费，每月能挣2-3万呢。”
每月2-3万，这对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就像是看到了未来的新媳妇。“行，王总，你说咋干？”王新惊喜地问。
王老板的业务信息与煤商信息，促成了王新的首次北京大栅栏“煤倒”商圈之行。
北京前门大栅栏，是繁华的商业区和旅游点，在大栅栏商业区往北的一大片低矮的屋舍里，王新首次见识了真正的“煤倒”—
一天，他看见一个衣衫褴褛，满脸胡茬的男子背着一个装满钱的麻袋对着手机喊道，“50万，不干！”当王新知道这个人就是王老板让自己见面的山东老板时，很少和陌生人说话的他一脸窘态，涨红着脸站在那儿好一阵子不知如何开口。
“叔叔，俺是从山西老家来的，王总说和你联系好了，俺这儿有你要买的煤。”王新急促且夹杂着满口方言的普通话让眼前这位老板满腹狐疑：“你说啥了？”
经过几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逐渐热络起来。中午，这位煤老板请王新在一家不错的饭馆吃了一顿涮锅，看着满桌的菜，王新却不知道该用筷子夹什么。“最后，对方每吨只出200多元，我这边的煤厂接受不了。”王新说。
虽然，初次“谈判”的失利使王新很不爽，但在之后的几天里，他并没有急于回家，而是在大栅栏附近游走着探消息。当他身上的钱连最便宜的旅馆也住不起时，他溜进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趴”了一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发现，在大栅栏附近住满了和他一样为了获取中介费的“煤倒”。
对山西土生土长的王新来说，对“煤倒”并不陌生。在山西，很多人都干这行，因为来钱快，甚至有全家老少都做“煤倒”的。“如果你在山西某地方听到每10个人中有8个干过煤倒，千万别感到奇怪”王新说。
据王新自己介绍，2004年7月，他从山西省太原市郊一所师范类院校会计专业毕业后就懒在了家里没上班。一个20郎当岁的小伙子不愿去县城当老师，他的父母自然不能理解。在父母眼里毕竟当老师每月还有几百元的固定收入。
但到2004年年末，王新却突然变得繁忙起来，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吃晚饭前回家。他告诉母亲，找了份活干，干得好了，能挣大钱。
在年迈又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眼里，这次儿子是真的出息了。 为此，陶醉在欣喜中的母亲没有忘记一件重要的事——给远在外地的父亲打电话，告诉儿子的喜讯。
“娃找到活儿干了。”母亲在电话里说。
“啥活儿？”父亲语气急迫。
“一家煤焦公司。”母亲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好，那儿能多挣钱。我过几天就回来。”
在山西，凡是粘上煤炭和焦炭，人们都会认为钱来得快。由于煤矿资源丰富，煤炭富豪业已成为当今山西商界的主力军团。“有钱就投资煤、焦、铁等，特别是煤矿，因为煤矿最挣钱。”这几乎已成为山西人的共识。据了解，山西省的煤田总面积为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称其为煤的海洋是毫不夸张。
2005年1月4日，父亲回了家。像往常一样，他走进儿子的屋里，与儿子聊天。
第二天，敏感的妻子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不愿说话，茶饭不思，烦躁地来回走动，或者蒙头大睡。
当天晚上，王新也没有在晚饭前回家，他去了老王的公司。这是王新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做煤炭销售的中介公司。公司老板姓王，是一个卧床瘫痪数年之久的中年男人，前几年雇了几个人做起了一家煤炭网站，手下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询问什么样的电厂需要什么样的电煤，哪里的能源公司需要什么样的焦炭。得到确切需求信息以后，老王会通过自己这些年的关系来商讨价格、联系车皮，最后拿点煤厂和电厂给他的中介费。考虑到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004年末，老王的公司招了几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王新便是其中的一个，只是公司里的员工都没有工资，除非拉到单子。
4日晚上回家后，王新对父亲说，“爹，给我点钱吧，我明天去趟北京……”
母亲诧异地盯着眼前从未离开过家的儿子半晌没说出一句话。父亲王山一直以为儿子是在焦炭厂当会计，昨晚才得知他是要做“煤倒”生意。
“狗东西，当初供你上大学不是让你毕业以后当‘二道贩子’的！”一听儿子要钱去北京，父亲便大骂起来，并开始四处找木棍。
憨厚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之所以反对儿子做“煤倒”，是因为在他眼里倒煤就像一个无底洞。“我们村里好几家的小子就是因为贪钱当煤倒被警察给抓了。”父亲说的这几个小子原来就是在做煤倒生意的时候，挥霍了电厂事先给他们的几万块信息费，后来被人家起诉了。
气急之下，王新跑出家门，从一个好朋友那儿借了200多元钱和一部手机，半夜，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王新这才亲眼见识了传说中的大栅栏“煤倒”商圈。
王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北京大栅栏，他只能花十几元住在商业区附近大街的一家破旧不堪的小旅馆里，半夜，还经常被陌生女子的敲门声吓个半死。这期间父亲曾多次打电话催他赶快回家，“不用你们管，我长大了！”电话这边的王新总是用生硬而故作成熟的语气挡回父亲的说教。
“煤倒”世界的三个阶层
大栅栏，地处北京前门繁华商圈。在前门以北的大栅栏附近，有一条只能容下两辆轿车并行的胡同里，有几十家大大小小的宾馆和旅馆；在这里，卖烤红薯的人和报摊老板都混得很熟，晚上，一些穿着艳俗的女人在此游荡。除了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外，小旅馆里还有一大批常年包租客。
山东老板给王新介绍的另一位叫陈钢(化名)的“煤倒”是个天津人，他每周一到周五在天津上班，周五晚上便开车到大栅栏租住的旅馆“倒煤”。“在这里的人很多都有自己的工作，做‘煤倒’只是兼职。”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这行越来越难做了，因为这里的氛围不好，人们太想挣钱了，一个小消息放出去，再经过众多煤倒的‘炒作’，最后就只能‘烂死’在手里。”
后来，王新在陈钢那里不仅见证了一个个原本能促成的生意是怎样“烂死”的，也体验到了大栅栏“煤倒”们的“实力”。
据悉，居住在大栅栏附近的“煤倒”有三类人：第一类是手里既有“计划”又有买家的大煤倒。所谓计划，就是他们手里掌握着国家每年根据总量分季度发放的煤、焦炭的配额。他们有计划、有煤源、有运输轨道(跑车皮)，并常年包租着附近四五星级的宾馆。这些人有从省级煤炭管理部门退下来但掌握了大量信息资源的干部，也有干了一辈子煤炭生意的煤老板。“我们很少能碰见他们，他们和国家各部委的人都有很多关系。”陈钢说，这些人在北京四环以内一些高档写字楼内都有自己的公司，每年的利润达上千万。
范涛(化名)，属于第一类人。曾在省级煤炭公司担任过销售处长的他几年前退休，为了能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多挣点钱，他2年前来北京。刚来的时候开一辆帕萨特，而现在，出门有专门的司机，开的是奔驰320。范涛的煤炭销售公司在北京南二环一个高档写字楼里，每到冬天这里都会挤满人，大部分都是来要煤的企业。说起他现在从事的工作，范涛坦白地说，“我们赚的就是手里的煤炭资源。”第二类“煤倒”，居住在大栅栏附近比较好的旅馆里，他们有着各种各样复杂的背景，通常和煤、电厂的关系比较多，也认识很多大煤倒。这类人数量不算太多，每年能挣几十万。
第三类“煤倒”，也是人数最多、活动最频繁、成功率最低的人群。据说这群人大概有5000多人，住在每天十几元的小旅馆里，生活极其窘迫。他们的活动非常频繁，在外人看来似乎他们手里也有很多信息，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得到了第一类或者第二类人群的“命令”去试探风声，听听价格。能挣到钱的人很少，充其量只能得到一些“施舍”。
“他们只是牺牲品，因为他们一直在为‘上面’服务，可他们自已并不知道。”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些人为了争抢信息，还经常拉帮结伙。
在大栅栏附近，存在着诸如“山西帮”、“广州帮”、“山东帮”等多帮煤倒派系。”他们各自聚集在一起等着“上面人”给的信息和外地来京的购煤者。
在“山西帮”，有一位年过六旬的老人，他原来在山西一家煤厂工作，退休之后为生计所迫来到这里。一些20几岁的毛头小子经常可以把他呼来唤去跑上跑下。在收到毛头小子“我这里有30万吨的计划”指示后，老人就会赶紧跑到街上把这个消息散出去，10分钟后，整条街就会出现“我这里有计划”的消息，不同的是，本来30万吨的计划已被传为“40万”、“60万”、“80万”吨了。
当真有需求的老板要煤时，他可能要和“80万吨”的那个人谈起，当遇到手里真有30万吨计划的人时，老板却早已失去了兴趣。
除了这三类人外，还有极少数的人被称谓“炒证党”。他们除了赚取国内煤炭交易市场的高额中介费外，还做焦炭出口配额生意，也就是赚外国企业的中介费。
人称“二小”的浙江人是王新和陈钢在一家小饭馆儿吃饭时认识的。“二小”在大栅栏一带的煤倒中颇有名气，原因是圈内很多人都传说他在商务部有关系。“没人知道他真名叫什么，不过，如果他真的能在商务部拿到‘计划’，说明他一定不简单。” 陈钢说。
据大栅栏的一些“煤倒”说，“二小”手里经常会有焦炭出口配额计划证，而且都是供给一些在耳熟能详的国外大企业。为了能在国内找到出价最高的配额买家，他时常会把信息放给一些小煤倒，这些人四处打听之后会直接和他联系。
记者一直没有见到“二小”本人，所以关于他的传言也未能证实。
“商务部每年都会根据计划固定分配给48家有资质的生产企业，然后再由这些企业与外商进行交易。”某业内人士介绍说，不过，有时配额可能会多出一些。比如一家企业每年只需要1000万吨的焦炭出口配额证，但从商务部可能会分到1500万吨的配额证，这多出的500万吨就会落入这些“不简单”的人手中，然后他们再转手高价卖给其他有需求、但没有资质的企业。
“比起做国内煤炭生意，这些做出口焦炭的大煤倒赚得更多。”陈钢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二小”原来在浙江是做鞋袜生意的，几年前来到北京，现在住着上万元一平米的房子。
“煤倒”的梦想与现实
面对大栅栏“煤倒”商圈的复杂和高深，初涉“煤场”的大学毕业生王新显然欠缺了几许熟捻与商道。所以，来北京的首次“倒煤”历练生活最终在父亲的“苦压”下草草地结束了。
当身无分文的他站在家门口时，母亲放下手里活儿跑出来紧紧地抱住了儿子，父亲王山看了他一眼后又开始四处找木棍。在王山看来，儿子的这次擅自离家出走已触犯了家规。“家里人也是害怕我出事，这我能理解，但想要挣大钱就得冒险。”王新说。
但王新由于没有完成老板老王交给的任务，他自己搭进去钱不说，老王也对他很不满意。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回到山西之后，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人还会经常给他一些煤、焦炭的信息，老王也会“指挥”他去临汾、孝衣等山西煤、焦炭的生产地和人“谈判”。当然，车费和住宿费用都得自行解决。
尽管如此，王新并没有打消其“淘金梦”，因为他发现了更多靠煤炭发财的故事。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有一次在临汾替一家广东的买主找焦炭，当地人和他说的一个故事，让他再次感受到了煤的“魔力”。
据说，当地一家农村信用社的职工看见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背着一个麻袋走进营业厅，职工心想，这么脏的人肯定又是来要饭的，没想这位中年人跨步来到柜台前，噗通一声，把身后沉甸甸的麻袋甩到了职工面前：“把我的钱给存喽！”
“这些都是当地的大‘煤倒’，他们每个月都能赚十几万。”王新羡慕地说。王新认为，自己尽管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煤倒，分文不曾挣到，但他已经有了挣来的资本—结识了几位“大煤倒”和煤厂的人。
“我并没有因为家人的反对而放弃‘煤倒’生意。要知道，每年冬季是用煤高峰，尤其是电煤和锅炉煤，走得非常快。家里人懂个啥？”王新颇为老道地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联系上客户、找到运煤的车皮。”
虽然已经基本清楚了“煤倒游戏”当中的一些规则，可要想解决运输问题，又谈何容易？
2005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太原下起了当年的第一场雪，两位从香港来的商人找到王新，“小王，我们是真正想拜托你帮忙的。”早已习惯卑躬屈膝的他当听到如此客气的请求时，立马拍了胸脯。随后的几天，王新通过老王的关系联系到了一家煤厂，但却怎么也找不到有运力的运输公司。
两个香港人也在太原东奔西走，希望能有惊喜发现。五天过后，香港人再次约王新在太原一家宾馆见面，待双方坐定未及王新说明运输情况，其中一位香港人便抱怨起来：“山西人做生意的态度实在太差了，所有人都告诉我煤没问题，车皮没问题，可到最后全都出了问题。”
王新听后也有些不好意思，答应对方第二天带他们去临汾自己同学父亲开的一家焦炭厂看看有没有希望。
当王新一行4人来到同学父亲的焦炭厂时，对方告诉他们，“你们解决好运输问题再来找我。”临走时，同学父亲的一个眼色让王新明白，他们的焦炭厂并不是没有运输条件，但要按照常规价使用肯定是不行。当王新试探性地告诉香港人能否先给对方5万元好处费时，一贯斯文的香港人被惹怒了。去火车站的路上，香港人大谈香港市场的廉洁和公正，王新看着他们，心里冷笑：“不出血，还想办成事？”
王新又一次“谈判”失利，却多长了一份见识—“以后还得靠忽悠，要不然根本办不成事。”
其实，运输紧张正是造成国内煤炭供需脱节的一个瓶颈。由于国内铁路运力短缺，而铁路系统仍然没有纳入市场竞争的行列，短期内运输能力难以大幅提升，同时也制约了山西等产煤大省对东部沿海等用煤大省的煤炭供应。这对王新来说，不知是不明白，还是压根就不需要明白。
不过，在2006年元旦夜，王新坐在灯光昏暗的屋里曾思忖着如何才能把运煤的各个环节“打通”。与此同时，他亦开始关注煤炭市场的行情，并发现，2005年煤、焦市场与以往的某些不同之处：在焦炭价格节节攀升的拉动下，焦煤的销量也非常好。现在企业用的商品煤售价是263.75元/吨，比去年增加了27.56元/吨，其中供发电用煤平均售价207.76元/吨，电煤平均售价比商品煤平均售价低55.99元/吨。“煤炭的价格变化很快，趁现在需求大就能捞上一笔。”王新此时俨然一副教授级“煤倒”的架势。
由于和一些煤矿的关系还不太熟，一段时间里，王新几乎每天都像只无头苍蝇似的骑着自行车到处乱跑，找洗煤厂、炼焦厂，只要觉得有一丝希望，他都要去联系。
2006元旦刚过，王新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要电煤，发5500大卡以上，含硫百分之一以下，挥发百分之七以下，到湖南冷水江，每月3万吨。”
这是北京一位姓陈的大“煤倒”给他发的信息。几个多月的时间里，这样的信息王新已经收到几十条。“这些人往往都有自己合法的煤炭销售公司，手里还握着很多运输资源。”王新说，但他们也是中介，相比煤老板动辄每月上百万的赚头，他们只能挣些蝇头小利。
像陈先生这类有自己公司的大“煤倒”，实际上是具有合法资格的煤炭经销商，在业内被称之为合理存在的煤炭市场中间环节。他们也会向煤矿提出买煤的申请，煤矿也会一视同仁地卖煤给他们。加上这些经销商在几年前煤炭卖不出去时就与煤矿建立了稳定的供销关系。
2006年春节到了，王新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不仅没挣1分钱，还往里倒贴了1万多。母亲劝他去找个正经工作，父亲则一如既往的用“狗东西”和他进行交流。
“不干这行你说我干个啥好呢？要不你帮我在北京找个工作？”王新满脸狐疑而沮丧地问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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